爱新觉罗·肃顺(1816—1861)，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

　　1861年11月8日，立冬后第二天。前一日西北风大作，寒气骤降，尘埃弥漫，落叶纷飞，至后半夜方息，京城内外，顿时一片萧索气象。一大早，夜色未褪，沿着从宣武门到菜市口的宣外大街上，便已密密麻麻挤满了各色人等，甚至连两旁酒楼茶市里也人头攒动，大伙儿纷纷踩着桌子蹬着椅子，翘首张望。这一天，国家重要领导人、上一届领导核心委任的顾命大臣肃顺将被绑赴菜市口处决，谁也不想错过这一历史时刻!
 

　　名士李慈铭身染重病，高卧榻上，听闻押解肃顺之囚车过其门前，于是勉强起身出宅观看，只见“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更有甚者，街道两旁路人莫不“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弛赴西市观之”。待到行刑之际，一直默默无语的肃顺突然开口大骂，据说“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并且他一直不肯跪下，迫于无奈，“出红差”的官吏只得用铁柄猛敲肃之双膝，直至其双胫碎折，方才跪地。刽子手趁势手起刀落。

　　处决肃顺，大快朝中群臣之心。帝师翁心存写道：“所谓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也，可悯可戒。”其子翁同和也认为肃“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

　　1861年的初冬，如何揪出了肃顺这只大老虎?

　　“鹰派”的发迹史

　　平情而论，肃顺可谓晚清少有的“鹰派人物”。这头猛鹫，拥有两张面孔。

　　首先，肃顺是位不折不扣的权臣。肃之发迹，很有些因缘际会的味道。肃乃宗室后裔，自然享有诸多特权，一出道便任职于侍卫处。不过，他早年秉性顽劣，“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严冬，(肃)顺盘辫，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终日四处游荡，活脱脱一个“风一样的男子”。也正凭借这貌似不堪的市井经历，使他能“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弊”，加之其“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故屡破大案，升迁颇速。到咸丰即位，肃已坐到礼部侍郎这样副部级的要位。只是于官场混迹的资本，才干仅占其一，出身、后台、时运也是硬通货。肃顺区区普通宗室一名，既非亲王，亦非郡王，想再往上挪挪窝，实在难如登天。若按常规，再熬上二十载，至多混个正部级退休。

　　然而，上天却格外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权力巅峰之门。咸丰登基后，一心求治，于是对军机处领导班子做大手术。他先罢黜了误国之臣穆彰阿，接着先后任命赛尚阿、祁寯藻为领班大臣。不过二人俱是守成之臣，难以应对内忧外患之危局。迫不得已，咸丰打破祖制，特命六弟恭亲王奕入值军机。恭亲王果然出手不凡，很快即令局势为之一新。然而看着老六干得风生水起，咸丰不禁心生猜嫌，害怕奕坐大成势。一年半后，咸丰找个理由，撤掉老六一切职务，让其回上书房读书深造。继之而起的文庆虽经验丰富，却很快去世，之后的领班大臣无论是彭蕴章还是柏葰，皆谨小慎微之辈，“事上以谄，接下以吝，耆利不学，若出一途，稍有事故，尽为盲痴”。

　　眼瞅着军机处一干人等很不给力，咸丰只得改弦易辙，转而倚重宗室近支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可惜咸丰又看走了眼，这两位也绝非济世安邦之才，遇事多无主见。恰好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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