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张好好诗》(局部)

　　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晚唐诗人杜牧《张好好诗》墨迹，是传世中国书法名作中堪称国宝的难得珍品之一。民国间此卷被清室废帝溥仪辗转携往东北伪满洲国“宫内”，抗战胜利前夕，因日寇及伪满溃败之乱，始散落民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由张伯驹先生捐出，重归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间虽只短短十数年，然此中曲折，似颇有可说者。

　　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的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张好好诗》墨迹，是传世中国历代书法名作中堪称国宝的难得珍品之一，正如张伯驹先生《丛碧书画录》所评：“樊川真迹载《宣和书谱》，只有此帖。为右军正宗，五代以前、明皇以后之中唐书体，而赠好好诗与杜秋娘歌久已脍炙人口，尤为可贵。”民国间此卷被清室废帝溥仪辗转携往东北伪满洲国“宫内”，抗战胜利前夕，因日寇及伪满溃败之乱，始散落民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由张伯驹先生捐出，重归北京故宫博物院。其间虽只短短十数年，然此中曲折，似颇有可说者，因就平日所见各家相关之记，概述其始末大略，或亦可聊备艺林掌故。

　　曾亲历、主事并毕生关注故宫散佚书画追寻的杨仁恺先生，在其《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8月初版，辽海出版社1999年7月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再增补彩图典藏版)一书中记：“一九三二年，溥仪到了长春，在伪满洲国康德元年或大同二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放存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约七十箱，运至长春伪宫内，由刘振瀛负责看管。装书画木箱存放在伪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所谓的小白楼，书画册子和挂轴亦同放在一起;小金库十八个则存于内廷缉熙楼客厅，内有六匣装汉玉计一百余件，余则为古玩金饰。”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迁移通化，溥仪十三日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十七日乘一架小型军用机企图逃往日本，过沈阳为我人民解放军和苏军所俘，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则先后由人民部队上缴，归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管”。而“原藏于长春伪宫小白楼的历代法书名画，在很短时间内，经过值勤‘国兵’的一番争夺洗劫，剩下满楼空箱空匣，和散落在各个角落的花绫包袱，凌乱之景，无法言喻”。

　　这些抢得书画宝贝的“国兵”们，“有的人家在吉林、辽宁、热河等省，尚未获得解放的地区，大都把劫来之画携回家乡，秘密保藏起来，有的家在黑龙江的，当时全省已经解放，‘国兵’们并不了解有关政策，大多暂时在外乡作客，存在观望态度，以所掠国宝求售，过着舒适的流寓生活;最具有利条件的，就是长春(即伪京)的‘国兵’，他们直接将所掠获的物品转移到自己家里。凭借市面的行情，做一番交易，大获其利。甚而通过在一起抢夺时彼此了解的有利条件，从中作起贩卖伪宫佚出书画的生意。”更令人发指的是，其中还有为掩人耳目或害怕追查，将国宝书画埋入地下，甚至烧毁灭迹者。杜牧《张好好诗》卷即惨遭“国兵”王学安埋藏之荼毒，杨仁恺先生书中记其事曰：

　　此人之所以下此毒手，出于上面的严峻形势，他把一批唐宋国宝埋入地中，外边风声转缓之后，再从地下挖出来。由于地下潮湿，腐蚀现象极为严重，纸本书画尚可挽救，因为埋下去的时间不长，侵蚀性通过装裱冲洗，大体还能修复;至于绢素本，大都脆断，并已脱裱，而画面上所施色彩，更无法使之复原，即是巧夺天工之高手，也无法挽救……《宣和书谱》著录的唐代大诗人杜牧之自书《张好好诗》……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剧迹……南宋时为奸相贾秋壑所窃据，入元归大鉴藏家张晏所有，明时由董其昌庋藏，并刻入《戏鸿堂帖》中，清初则为真定相国梁清标珍秘，随后进入清内府，再经历次波折，埋入土中，挖出时已经满纸霉点，有的地方业已碎破不全。至于原来的宣和装潢，竟面目全非了。幸好此卷为唐制白麻纸本，抗腐蚀的麻纤维性能还可以，没有全部霉坏，毕竟纸质已经变化，墨色灰暗，甚而剥落，使原作的神采大为减退，再高技巧的裱画师，对此种原质上的损伤，束手无策，只能从表面上下功夫补救，已不能使之重放异彩了……埋后的《张好好诗》虽经名鉴藏家请高手抢救，然原(元)气已伤，与未埋前的保存状况相较，大有逊色。

　　当然，早在清初顾复的《平生壮观》中，就已记此卷“后纸糜烂，两句字不可读”，虽顾氏有“何伤全体”之说，可知其状况应该还算可以，但两百多年后再遭土埋，则其损伤，肯定更甚;而与此卷同时被埋的传为唐玄宗颁赐毛应佺《恤狱诏》，《平生壮观》著录为白纸，并未言其有损，所以杨仁恺先生记其“书心的破损虽较《张好好诗》卷略好，而装裱已经脱落”，也许亦与之有关。

　　劫后幸存的《张好好诗》卷流入市场，为收藏大家张伯驹先生购得，张氏所编《春游琐谈》卷一有其所撰《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一文，谓：“卷于庚寅年经琉璃厂论文斋靳伯声之弟在东北收到，持来北京。秦仲文兄告于余，谓在惠孝同兄手，不使余知，因余知之必收也。余因问孝同，彼竟未留，已为靳持去上海矣。余急托马保山君追寻此卷。未一月卷回，余以五千数百金收之，为之狂喜。每夜眠置枕旁，如此数日，始藏贮箧中。”庚寅为1950年，靳伯声是琉璃厂书画商中精干且具眼力魄力者，当年故宫散佚书画中剧迹如唐孙位《高逸图》、宋徽宗《柳雁芦鸦图》、范仲淹《道服赞》等，多经其手。秦仲文(1896-1974)名裕，著名书画家，尤工山水，曾任教于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京华美术学院、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惠孝同(1902-1979)名均，号柘湖，满族。早年参加湖社学会，任理事。擅山水，精鉴赏，北宋王诜(晋卿)《渔村小雪图》卷，曾为其购藏。而马保山即琉璃厂墨宝斋书画古玩商马宝山，曾与靳伯声等一起往东北收购故宫流散书画。其为张伯驹先生洽购的名迹中最著名者，即展子虔《游春图》卷。其晚年结集出版的《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一书中，有《小白楼流出书画争购琐记》，忆当年为张伯驹先生购《张好好诗》卷之细节，更详尽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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