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谈文学：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2)
来源：新周刊|2016-02-15|
在中国，卡夫卡是认知度最高的外国作家，很多人都是从他开始了解现代主义文学。
在中国，卡夫卡是公众认知度最高的外国作家。上世纪80年代，“卡夫卡热”在国内知识分子间兴起，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以令人惊诧的形式感和寓言性让当时的文学爱好者欲罢不能。吴晓东是较早接触到卡夫卡作品的一批人。“我读卡夫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刚刚进入北大时。”
在吴晓东看来，当年的“卡夫卡热”和“萨特热”、“存在主义热”一样，是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存在、人性和个人境遇的新的探索和觉醒。“当时，文学领域正面临反思‘文革’历史的时代使命。那时，中国文坛关注的是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的对人的处境的解释和对生存世界的批判。文坛对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的关注，就与对‘文革’的记忆和反思密切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社会状况和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的确和卡夫卡的年代有某种共性。一战之后，整个西方社会处于资产阶级的战后反思和意识危机中。危机并非产自一战，雅克·里纳尔在《小说的政治阅读》中为这种危机找到了时间节点——1848年。“而一战的作用是，把这种危机从张爱玲所谓的‘惘惘的威胁’变成了真正严酷的现实。”吴晓东说。
马尔克斯和卡夫卡是对80年代中国作家影响最深的两位外国作家。吴晓东分析，马尔克斯这样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更多影响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和技巧，而卡夫卡则影响了他们的观察力和思想力——影响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无论是写出《活动变人形》的王蒙这样的老作家，还是以余华、苏童、格非、残雪为代表的所谓先锋派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评论界公认，残雪对卡夫卡的接受，决定了她的作品思想和总体创作风格。”
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作品解释的年代，而是解释作品的年代。”吴晓东观察到，世人对卡夫卡的解读经过了几个阶段的流变。最初，它常被从西方人的异化角度解读，甚至被我们用来印证荒诞的“文革”记忆。它也曾被苏联当成“自己人”，把他的作品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革新的可靠征兆”。但随着时间与时代的变化，人们更倾向于把《变形记》看作探讨“人”的某种可能性的作品。
1941年，奥登曾评论卡夫卡说，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最接近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关系。
吴晓东觉得，卡夫卡是最早感受到20世纪时代精神特征的人，也是传达出这种特征的先知。“现代人很多时候是借助卡夫卡的眼睛认知世界的，这也必然决定，卡夫卡与读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源于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体验和表达。卡夫卡的困境正是现代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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