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风靡中国的名诗。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鲁迅、茅盾等文学家已经开始引入东欧文学，裴多菲等东欧作家对中国的影响甚巨。近日，“蓝色东欧”丛书编者、《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做客“深圳晚八点”，在深圳中心书城为读者介绍了“蓝色东欧的文学版图”。在接受专访时，高兴提出，中国在文学引进和输出中，都存在一个问题——文化势利。
 

       东欧文学有三波引进热潮
 

       高兴告诉记者，严格来说，东欧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历史已久。“最初是鲁迅先生等人提倡译介东欧文学。当时他们的理念是要译介弱小民族的无产阶级文学，用于鼓舞我们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所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茅盾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译介了很多东欧文学作品。比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还有波兰的密茨凯维奇，他们的作品在那时都已经介绍过来了。但是那时引进的目的很明确，意识形态色彩明显。”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内又兴起了一股译介东欧文学的浪潮。“因为当时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特别密切，所以有友情因素。这时候国内大量译介了东欧文学作品，但其中有很多并不能真正代表当时东欧文学的水准，不少作品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当然，里面也不乏特别精彩的作品，这可能要归功于当时的一些专家学者。”高兴说。
 

       “文革”结束后，翻译领域逐渐恢复正常，东欧文学的译介又开始多起来。“其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作家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是当时典型的东欧作家，在中国文坛很有影响力。”高兴说，之后有很多出版社也译介了不少东欧作家的文学作品，比如捷克的伊凡·克里玛、阿尔巴尼亚的伊斯梅尔·卡达莱，还有罗马尼亚的一些作家等等。“我记得卡达莱的《亡军的将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介绍过来的。还有像波兰的贡布罗维奇，他的代表作《费尔迪杜尔克》就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世界文学》曾经介绍过捷克一个特别优秀的文学家，叫博胡米尔·赫拉巴尔。这些都在中国文学创作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高兴对东欧文学颇有研究
 

       高兴是《世界文学》杂志的主编，又曾以作家、翻译家、外交官和访问学者身份游历过欧美数十个国家，能说一口流利的罗马尼亚语，他对东欧文学颇有研究。几年前，花城出版社找到高兴，几番劝说，才有了今天这套“蓝色东欧”丛书。“我开始没答应，因为介绍东欧文学难度很大，一个是版权问题，二是译者队伍青黄不接。但后来被出版社说服了。现在这套书已经做到三四十本，在国内也引起了一定反响，有点欲罢不能的感觉了，可能还要继续做下去。”
 

       高兴说，实际上所谓“东欧文学”是个习惯性的指称，带有较强的历史记忆。“这个称呼不是地理上的划分，而是意识形态上的划分。现在，他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