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墨客笔下常见的景致大都离不开梅、兰、竹、菊“四君子”,既能寄予抒怀之志,又能显现自我的品行情操,暗含着理想化的人生图景,优雅而惬意。郑燮多画兰、竹、石,也画松菊,其中尤以画竹最为著名,真情率意,随心状物,以不屈姿态立于天地,和而不同。
郑燮写竹蕴含深意,情绪也隐匿其间,他不同于文人雅士赏玩笔墨,躲避现实的消极姿态,曾有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便是关切民生,心系百姓安危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世俗社会黑暗现状的深入洞察。在坎坷的仕途中,这种人生态度在绘画上反映了一种“入世”情怀,他打破了长期笼罩在文人心态下的“文人气”与“书卷气”,以艺术反映现实的基本规律顺应了时代的审美要求,造就了一道亦俗亦雅、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景。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50岁出任山东范县县令,后任潍县县令,因岁饥为民请赈,得罪上级,罢归,回扬州,以卖画为生。作为“扬州八怪”之一,郑燮的“怪”并不是标新立异,更多是体现在突破传统,不拘泥于法度,以内心感受作个性化的解读,以有法变无法,无法中创新法,探索新的审美情趣。
具体看,郑燮画竹,是物像与心象的叠合,实像与虚象的融汇。他善于观察揣摩竹的形貌与体态,在艺术化的处理中将竹的外在轮廓进行实像概括,同时,融入心象元素,把竹内在的、不易察觉的,那种根本的精神存在作为虚象与之暗合,实像谓之“肉”,虚象谓之“骨”,骨肉相合才产生韵味,既包含柔美,又不失苍逸,这种姿态跃然纸上,让那些看似孱弱的秀竹有了几分岿然不动的精神与力量,也许这就是以己化竹、以抒心性的郑燮将自我也融入其中了。
可以说,郑燮写竹是以激越的胸怀写其气魄,造就气势,得其气度,他深谙“书画同源”的道理,不仅以墨竹表现性情,更以书风的“怪”、“奇”、“变”进行依衬,表达内心感受,与墨竹相对应的画中题字,洒脱劲爽,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字体连绵,刚柔相济,刚处写俊逸,柔处写清隽,字体虽大小不一,歪歪斜斜,却并无造作之态。郑燮写书气脉通畅,以腕力带动笔锋,一笔一画间皆充满韵律,舒缓处写其神,迅疾处得其韵,在整体上形成画风书风相依相称的风貌,气度从容,情韵流畅。
其实,如若提到郑燮的书与画,就不得不提他作诗的才华。在咏竹诗中,他曾写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另有“画竹插天盖地来,翻风覆雨笔头载;我今不肯从人法,写出龙须凤尾来”。诗词中溢满高尚的情怀,做人的气概,既能如竹一般坚毅淡定,伫立于风雨,又能执守品性的高洁,不随波逐流。画中诗,诗中画,既是状物,又是言志,那一分不受世俗约束的自我,纵然能释疑人生的困惑,但在清朝大兴文字狱,对文人威逼镇压的现实中,郑燮却无法改变纠结的命运,那些流于笔端的诗句只能安放于画面的一隅,停留在交织爱恨的心头。
郑燮写竹亦讲求抑、扬、顿、挫,有开有合,作品《兰石图》笔法精炼,气象沉稳,有兰有竹,各得其趣;《竹石图》中近景之竹形态纤瘦,用墨厚重,远景之石用墨清淡,意境简约,删繁就简,虚实浅淡,充满层次感;所作《丛竹图》则另辟蹊径,竹竿顶立于咫尺画面,分数组排列,有的直立,有的倾斜,画面散中求动,充满奇趣,洒脱中寓自然,别有一番风貌。
值得注意的是,郑燮入官为民时倡导“仁爱”与“济世”;而晚年的郑燮,罢官后,到扬州卖画,身无旁念,为人更显豪放,在艺术道路上也自觉完成了由“入世”到“出世”的转变,这时的技法更显纯熟,化朴拙于笔墨间,清逸隽美,恣意苍劲,真气淋漓,表现为由瘦骨——傲骨——风骨的气象转变。那些迎风徘徊、恣意沉郁的图景既是人生寥落不能释去的旧念,又是看尽繁华我自淡然的寂寞,疏散凋零的竹叶是否能够勾勒出漂泊沧海的艰难与苦涩,郑燮用他“难得糊涂”的叹喟,在找寻自我,也在找寻人生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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