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直找，才能安心。”为了找回走失的母亲，他用了近8年时间，踏遍了深圳1996.85平方公里土地，搜寻了每一处地下通道、桥洞、车站和街道。

　　程茂峰的寻母小卡片，母亲照片是2008年十一拍的。拍完这张照后的第三个月，她再次走失。
 

　　程茂峰又一次梦到妈妈回来了。
 

　　这7年多，他总是看到母亲彭荣英——她还是63岁时的样子，一头银发，佝偻着背，嘴里的牙齿已经掉光，咧嘴笑着，朝他走来。
 

　　他也对她笑。梦醒了。窗外一片漆黑。
 

　　黑暗吞噬着这间不足20平米的屋子，一种无边的绝望感顷刻笼罩了这个中年男人。
 

　　为了找回走失的母亲，他用了近8年时间，踏遍了深圳1996.85平方公里土地，搜寻了每一处地下通道、桥洞、车站和街道。至今，一无所获。
 

　　日子在绝望与希望的缝隙中野蛮推进。44岁的程茂峰过早地老去了——一茬茬白发渐次冒出，四五道皱纹爬上额头，时时头晕，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过了不惑之年，他时常悲叹——没有找到母亲，始终亏欠远在江西老家的妻子儿女，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他生怕这辈子就这么蹉跎了。放弃的念头一闪而过，愧疚和自责像潮水一样铺天盖地。这种感觉，反反复复，压抑到窒息，日复一日，不得安宁。
 

　　“只有一直找，才能安心。”他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说。
 

　　转身之后，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程茂峰租住在深圳宝安区翻身村的一个老旧小区里。小区附近的马路两边开满了卖装修材料的店铺，沿路散布着几家卖小吃的档口，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者聚集在这里，一个月只要750块，就能租到一室一厅。
 

　　他的房间位于一栋四层自建楼的二层。不到20平米的空间，被两堵墙分成了三个部分，卧室、客厅和一条狭长的过道。煤气罐和灶台就堆在过道里，成为厨房。卧室很小，一张床、一张电脑桌、一台电脑，以及四五个收纳箱就已经塞得满满当当。铺满灰尘的电脑主机上，散落着几页病历。
 

　　这是母亲走失时租住的房子，想着母亲某天可能会回来，他不敢轻易搬家。
 

　　翻箱倒柜，除了寻人的小卡片，程茂峰还能找到一张母亲的照片，这是关于母亲唯一的痕迹。年代久远，照片的边角已经发黄，右下角有一大块看不到图像。那是母亲50岁的样子，穿着深色衣服，戴着帽子，和父亲站在一起，笑着。那时候，母亲还有一排整齐的牙齿。
 

　　“那可能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吧。”程茂峰猜。
 

　　2005年6月，父亲患肺癌离世，之后，母亲一直陷在没有照顾好老伴儿的自责中。那时候，程家四兄妹已经陆续在深圳周边扎根，南昌的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兄妹四人商量，要不把她接到深圳来吧。
 

　　一个月后，母亲被接来深圳。程茂峰和哥哥上班时，母亲就一个人在家待着。她很快表现出某些异常——她整晚整晚不睡觉，坐在床上自言自语;天一亮，就拎着袋子出门，捡些瓶瓶罐罐，堆在家里;有时候又骂骂咧咧，抱怨两个儿子没能让她抱孙子。
 

　　有段时间，在东莞上班的小妹程小红把母亲带到工厂，一边上班一边照顾。但老人一到流水线上，就对工人破口大骂。不得不再送回深圳。
 

　　程茂峰所在的楼层有三户，都是外来打工者，邻居像走马灯，几个月换一次，每个人守着属于自己的十多平米空间，不关心外面的世界。城市越开发，我们越逼仄。程茂峰都时常感到落寞，何况是六旬的老人?
 

　　程茂峰知道，母亲不开心。下班回家，他想和母亲聊聊，却总不知道从何聊起。程茂峰意识到，长大之后，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向母亲表达自己的情感。最后只能陪着她在附近的公园散步，一圈又一圈。
 

　　程小红想开导下妈妈，但电话一接通，也就挤出来三个问题：身体好吗?吃饭了吗?有钱用吗?
 

　　母亲早就有精神分裂病史。父亲在世时，照顾悉心，她只发过三次病。父亲去世后，发病越来越频繁。程家兄妹不得不把母亲送进了深圳一家精神病院。儿女前去探望，老人歇斯底里，“我没有病，乱花钱!”有时候又温顺地承诺，只要能回家，以后就好好吃药。
 

　　一个月后，母亲出院。但自那以后，母亲频繁走失。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一个礼拜。兄妹几人发疯一样出去找。没几天她又回来了。隔几天，又走了。再后来，找回的间隔越来越长。短的半年，长的两年。母亲在外流浪的时间，远超过在家的时间。
 

　　“要不把她送回老家吧。”大哥和程茂峰商量。这些年，他们心力交瘁。在老家，母亲有两个弟弟，还有个快90岁的老母亲。或许回到农村，种种菜、养养鸡，有点事情做，不像在大城市这么落寞。
 

　　在老家，周围都是熟人，即使走丢了，随便一问，就能找到行踪。
 

　　这个想法停留在了2009年正月初三下午。
 

　　这天，程茂峰买好了车票，第二天就出发。母亲挺开心，终于可以见到快四年没见面的老母亲，她嚷着要去附近超市买点礼品。
 

　　转身之后，母亲再也没有回来。

　　当年刊登了程茂峰寻母启事的报纸已经发黄。
 

　　“那是我妈，我能不找吗!”
 

　　那晚，程茂峰家的灯亮了一宿。
 

　　出门前，程茂峰特意向来深圳过年的妻子交代，“不要关灯，灯亮着，妈妈就知道，家在这里。”
 

　　杨丽英已经不记得程茂峰那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或者和之前很多次一样，根本没有回来。
 

　　有一次母亲走失，程茂峰辞了职，专门出去找。有段时间，他索性在岗厦、东门附近的桥洞下，睡了两个多礼拜。天凉，几个流浪汉看他可怜，给他让了一卷铺盖。“除了不捡吃的，和要饭的没啥两样。”程茂峰回忆那段时光，略显沮丧。
 

　　杨丽英知道这事后，和程茂峰大吵了一架。“你一个人在外，也不能把自己搞得和要饭的一样。”程茂峰也置了气，“那是我妈，我能不找吗!”
 

　　程茂峰执拗地认为，只要找，一定可以找回来。如果没有找到，那是还没尽力。
 

　　此前的一次走失，母亲从龙岗平湖，一路拾荒到四十多公里外的蛇口，两年多后，被老乡发现。找回来时，不也好好的。
 

　　根据以往经验，报警几乎没用。程家曾在龙岗、福田的派出所报过警，写完一份报案材料，警察就让回家等消息。找小孩的，还有提取父母DNA的步骤，找老人，连这个也省了。
 

　　全国每天有1370个老人走失。程茂峰也知道，警察根本就管不过来。
 

　　但警还是得报啊。救助站和精神病院，希望也同样渺茫。也得去啊。万一呢。
 

　　最可靠的方式，还是扫街。和以前一样，兄妹四人将母亲的照片和概况印成小卡片，把深圳分成几个片区，每人负责一块，向流浪汉、巡警、环卫工人发放，收集线索。
 

　　不上班的时候，每天六七点钟，程茂峰就从宝安区的住处出发，向关内挺进。搜索每个地下通道、车站、桥洞、街道。晚上再坐最后一班地铁回出租屋，倒头就睡。
 

　　下了班的晚上，继续去周围搜寻。赶得上地铁就回家，赶不上就直接睡在外面，第二天一大早再去上班。
 

　　节假日里，妻子女儿来探望，程茂峰说要带她们去公园玩。但一出门，杨丽英和女儿就被带到流浪汉聚集的地方，不是桥洞里，就是某个天桥下。
 

　　杨丽英以前也跟他生气。后来想想，算了吧，找不到，他心里也难受。“他不开心，这个家也不开心。”
 

　　半年多，一点消息也没有。但只要一停下来，程茂峰回到住处，强烈的自责感就涌上来。“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母亲。”或者只有拼命工作，才能获得短暂的解脱。
 

　　他时常被绝望吞噬。
 

　　有时是在繁华的步行街。街道喧嚣，车流滚滚，红绿灯交替变换。这个超级大城市，就像一台有序运作的机器，日复一日。城市这么大，一个家庭的悲喜都被稀释了。程茂峰又累又渴，坐在路边，盯着每一张路过的面孔。反复问自己：都看过那么多张脸了，为什么没有最熟悉的那个?
 

　　有时是在荒无人烟的桥洞下。建筑垃圾遍地都是，道路坑坑洼洼，茅草没过脚踝，一滩滩积水时隐时现。在光鲜的城市里，居然还有这种连流浪汉都不会光顾的角落。程茂峰一路狂奔，十几里地还是没看到一个人。可是，这些角落都被他发现了，为什么母亲还是没有哪怕一点点消息?
 

　　偶有希望来敲门。
 

　　一次，一位江西老乡打电话给程茂峰，说看到彭荣英在罗湖火车站附近，和一个老婆婆睡在一起。程茂峰赶过去，老婆婆说，彭荣英确实和她住过几个晚上，但后来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老婆婆80多岁，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能拾荒养活自己，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彭荣英也向老婆婆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她说，老伴不在了，也没有孙子，回去没啥意思，不想增加儿女负担。
 

　　听到这里，程茂峰觉得心酸。他总想起母亲年轻时，带着他们四个在乡下，去山上挖葛根，回家做成葛根粉给他们吃。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母亲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要是当年母亲从国企的厂办大集体下岗时，帮她把社保给办了。我妈有了收入，心里会不会舒服些?”程茂峰问自己。
 

　　后来，程茂峰常常去探望老婆婆，那是和母亲产生关联的人。直到有一天，连老婆婆也不见了。
 

　　后来的一次是在离罗湖火车站很近的东门附近。一个逃婚后流浪的河南小伙，很确定地说，看到了彭荣英。程茂峰放下手头工作，赶过去时，已经是两个小时后，人已经走了。
 

　　“我没有尽力。”程茂峰对剥洋葱(ID：boyangcongpeople)说，想到这两次擦身而过，程茂峰时常陷入自责。要是当时去蹲守了，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这些年，太疲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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