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美] 张灏 著

 

　　崔志海 葛夫平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6月

 

　　内容简介：

 

　　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近代中国正处于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西方的冲击，儒家经世致用理想受到严重侵蚀，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原则不再适用。于是，晚清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和政治方向。

 

　　梁启超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他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又从西方现代文明中寻找借鉴。他在《新民说》中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对20世纪中国的许多思想流派均有极大的启发。直至今日，其国民理想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持久的吸引力。

 

　　本书是继列文森之后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追述梁启超从儒家经世致用理想到新的国家和国民思想之转变，并以此为纽带，从内部探索晚清儒家思想的变化，考察巨变时期的中国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从传统逐渐迈向现代。

 

　　通过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和汪洋恣肆的著述，梁启超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的思想，为探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变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 张灏

 

　　著者简介：

 

　　张灏，1937年出生，原籍安徽省滁县。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名誉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名誉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主要著述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 1907》《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 1911》《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张灏自选集》《时代的探索》等，他也是《剑桥中国史》晚清部分的撰稿人之一。

 

　　学者、媒体推荐：

 

　　张灏先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细微而复杂，深刻继承了史华慈先生的传统……通过与张灏先生的接触，我就不仅找到了家法，而且还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人格的品质，那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儒雅。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部著作的价值在于, 作者采取一种与列文森不同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熔思想性和求实精神于一炉，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氏思想的发展为突破口，力图写出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灏是台湾著名学者、思想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殷海光的学生，殷海光先生自称为“五四之子”，自觉地担当五四之精神，而作为“殷门弟子”的张灏便从殷海光的“师范”中承接了五四精神的火种——以民族、国家之命运为终极关怀。

 

　　——蒋贤斌，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虽然张灏极少回大陆讲学，但他的“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低调的民主观与高调的民主观” 等思想，近年却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通识”——用一名西方学者的话来说，这种渗透式的影响使得张灏这个名字成为一个“传奇”。

 

　　——《南风窗》

 

　　编辑推荐：

 

　　1、张灏从不重复前人的研究脉络。他回顾和重现了清末民初思潮中最重要的几股力量，其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三位著名人物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们并不止于重塑政治秩序，他们要做的是改造整个社会。

 

　　2、通过理解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共存的传承性和断裂性，探讨他们如何回应时代的刺激和生命的感受，张灏著作能为当下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提供明智的历史借鉴。

 

　　3、此次集结出版了张灏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

 

　　本书看点：

 

　　1、张灏是享誉华人世界的学者、思想家，曾师从著名哲学家殷海光、著名汉学家本杰明·史华慈。他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已得到海内外学人的普遍认可和重视。本书是继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后研究梁启超思想的又一力作，列文森著作主要突出梁启超受西学的影响，而本书则将梁启超放在传统的脉络里讨论。作者秉承客观公正的态度，分析和考察了梁启超的思想行为与宗教和文化传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剖析佛教和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关系。

 

　　2、本书对梁启超的近代国民思想作了独到分析。首先，在社会理想方面，作者认为梁启超已经开始摒弃其天下思想，承认国家为最高群体;同时把国家的道德目标转变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其次，在人格理想方面，本书深刻分析了梁启超的思想从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向国民理想的转变。梁启超是许多同时代人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既接受近代国民思想，但仍在儒学中寻找一些珍贵的束性训诫。作者对梁启超在这时期思想转变言简意赅的总结，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了梁启超的思想变化脉络，也使读者得以窥见在那个转折性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和思想困境。

 

　　3、作者在本书中采用马克思·韦伯“设想参与”的研究方法，即采用换位思考、身临其境的方法, 把自己置身于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来弄清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通过“设想参与”，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背景下来考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使研究者既可以看到当时历史复杂的局势，由此造成的人物的复杂的思想和心理状态，对可能发生的多种历史发展趋势和变动的解释力也更强了。

 

　　【正文连载】

 

　　本书通过追溯这一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变化，对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初这一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作一探讨。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是因为他的思想形成刚好与本书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相一致。19世纪90年代初，他的思想趋于成熟，在随后的时期里，他一直活跃在中国思想舞台的中心。通过他那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和汪洋恣肆的著述，梁对这一时期思想气候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梁的思想，为探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变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

 

　　在梁的思想形成过程中，“西方的冲击”是一个主要因素，但和其他一些宽泛的概念一样，这一概念也必须谨慎使用。本杰明·史华慈对把西方看作是一个完全的已知数这一过于自负的假设提出过警告。更为有害的看法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的冲突中是毫无活力的，只有在来自外部的刺激下才具有回应的能力。这样，西方的冲击的概念可能会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强调外部影响，容易产生忽视中国传统内涵的危险。

 

　　固然，晚清不像思想鼎盛的南宋或晚明时代，但忽视晚清传统领域里的思想发展，也是错误的。仔细的考察表明，儒家学者们在继续进行着这样一些充满活力的争论，如汉学和宋学、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乃至新儒学的程朱一派和陆王一派。因此，对19世纪末的学者们来说，儒家——更不用说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绝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

 

　　然而，对现代学者来说，弄清宗教和文化传统里的变化要比领会其内在变化动力容易得多。在这里，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观察和参与其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对通常站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儒家似乎只不过是一种由国家强加于人民思想的意识信仰，或是一种主要对儒家学者而言有思想兴趣的哲学。但对那些生活在传统中的人来说，儒家思想则是一种实际的信仰，正如19世纪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样。如果人们承认，在一个带着学术兴趣研究《圣经》的非基督教徒的学者与一个为寻找精神向导研读《圣经》的基督教的信仰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那么同样人们必须承认，在一个纯粹为了知识的目的而研究《论语》的现代学者与一个为了精神的目的而阅读《论语》的19世纪的儒家学者之间也存在某些差异。

　　对于前者来说，宗教和文化传统是一个无关利害的研究课题;而对后者来说，它却是一种需要付诸行动的信仰。根据这一观点，对研究晚清思想的学者来说，注意儒家传统的内部问题并探索其含义便十分重要了。在尝试这样一种探索中，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办法，即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重要的是，不仅要用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些问题，而且也要用历史的观点看待它们的发展，因为这是理解晚清儒家思想内在变化动力的最好办法。

 

　　为了理解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必须对传统固有的多样性和内在发展动力有所认识。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根据从儒家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晚清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除非我们从儒家的内部问题开始，否则便不能理解这些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