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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第一国士:于谦为什么必须死?

  从表面上来看,朱祁镇复辟后,最想置于谦死地的无非是发动“夺门之变”的主谋——徐有贞。
 
  那么于谦和徐有贞又是如何结下梁子的呢?这事还得从明军大败于土木堡说起。
 
  正统十五年(1449),明军大败于土木堡,御驾亲征的明英宗朱祁镇也落入了瓦剌人之手。随后瓦剌首领也先趁势率领数万铁骑南下,一路烧杀抢掠,直逼北京紫禁城!


 
  在此危如累卵之际,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城中百姓都人心惶惶。于是徐有贞就建议监国朱祁钰暂避锋芒,迁都南京。然而却被于谦一句:“敢言迁都者斩!”被弄得无地自容。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徐有贞真是有苦难言:同样是为皇上尽忠,为皇上分忧。于谦成了朝廷的大功臣,百姓的大英雄,而他反而变成了同僚们噗之以鼻的“反面教材”。
 
  但这件事并没有让徐有贞和于谦关系闹掰,而真正让两人关系彻底决裂恰恰是徐有贞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由于“逃跑派”这个名号实在太响,连皇帝都对他失去了信任;本来有次朝廷国子监一职空缺,徐有贞为了争取到这个职位,还特地去拜访于谦,希望他能不计前嫌在皇帝面前举荐他,让他再为大明发光发热。
 
  在朱祁钰当皇帝的八年当中,于谦基本就是景泰皇帝的左膀右臂,基本对他言听计从。
 
  所以于谦答应了,因为他也知道徐有贞还是有能力有抱负的,能为朝廷重用自然是社稷之福。然而朱祁钰却迈不过这个“坎儿”;当于谦向朱祁钰推荐徐有贞时,他回想起当年劝他逃跑的那个怂货了。
 
  于是他非常不悦地说道:“是当年主张南迁的徐有贞吧?此人如此心术不正,怎么能担此大任,就不怕教坏那些翰林学士吗?算了吧,况且朕也不想再看到此人了!”
 
  于谦只好如实相告,但徐有贞却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而不得,从此才彻底对他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
 
  当然,于谦之死,也不能只从徐有贞记恨简单来看,其实还有更深层的两个原因。
 
  首先古语有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不能清,人不能察,这种情况虽然与官僚士大夫长期接受的儒家正统教育相背离,却从侧面表现了古代官场悠久的潜规则传统。
 
  譬如另一个跟于谦反目成仇的将军石亨。此人在北京保卫战时,受到于谦重用,成为于谦的副手,守卫西直门。保卫战胜利后,石亨为了感谢于大人的栽培,上书朱祁钰,请求提拔于谦的子嗣。结果于谦知晓后,对石亨是一顿痛骂,并且上书皇帝请求处罚石亨。
 
  换做你是石亨,你会怎么想?我替你要赏赐,你不但不领情也就算了,还要捅我刀子!试问如此不懂官场潜规则的于谦,怎么不会遭到官场同僚们的记恨?


 
  于谦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他长期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塑造了其性格刚正不阿、洁身自爱的性格,自然不会接纳也不会融入官场的人情世故中。
 
  而于谦这样的操守和性情就注定会被官场所边缘化,为同僚大臣所孤立。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他们或许还能容忍于谦的存在;但一旦天下无事,于谦必然会被排挤,甚至遭到杀害。
 
  所以北京保卫战之后,即使于谦多次请辞避让,极力想逃离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悲剧似乎是不可避免。可能于谦至死都不明白,他那样身体力行地按照儒家规范来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为什么反而还会招来祸端。
 
  其次朱祁镇“夺门”成功后,如何给自己正名成了首要问题。早在孔子时期就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今英宗已经复辟,把年号景泰改为天顺,恢复朱祁钰为郕王身份。
 
  意思很明显:我胡汉三又回来啦,再次登基乃是顺应天命!
 
  而当年拥立过朱祁钰的“主谋”于谦也肯定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应该被消灭。
 
  所以即使朱祁镇知道于谦功勋彪炳,说了一句:“谦着实有功”,即使知道自己被徐有贞当枪使,行借刀杀人之计,即使万般不情愿也必须痛下决心杀掉于谦。
 
  正如徐有贞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若不杀谦,此举(夺门之变)无名!”
 
  就这样,昔日南宋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于风波亭,今日大明于谦以“意欲之”的罪名斩于北京西市。
 
  于是又一桩千古奇冤就此诞生,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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