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
虽然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在川渝云贵的广大西南部地区仍然驻有国民党的百万大军,企图做最后的抵抗。
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可谓是兵败如山倒。面对国军的节节败退,蒋介石虽然把台湾当作最后一座反攻堡垒,但是如果在大陆有任何机会可以坚持下去,哪怕是万分之一,他都会选择死扛到底。
就像他在抗战时期最爱说的那句话一样:坚持最后五分钟!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要坚持这最后五分钟谈何容易?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贺龙率领十八兵团南下川北,刘邓率领第二野战军西进川东,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西南。一路上王师所到之处,百姓箪食壶浆,夹道相迎。到了二十九日,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对重庆完成了合围。
虽然蒋介石明白党国此时早已军心涣散,民心尽失,大势已去。但他仍心有不甘:他不明白这个抗战时期倾力打造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为何在不到半个月就落入了共军之手?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虽然面对共军的团团包围,但是蒋介石依然坚持到了最后一刻,直到第二天才登上飞机逃往成都。
逃亡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无法回头了。
到达成都后,西南局势就更加愈演愈烈了。首先不知道什么原因,成都的通讯处和各地军政官员的联系竟然被切断了长达一个星期。也就是说,这七天蒋介石其实失去了对西南半壁江山的掌控。
不过当蒋介石重新与外界取得联络时,竟然无意中截获了一份生死攸关的情报。
此电报是云南卢汉发给四川刘文辉的一则起义电报。在文中,卢汉慷慨陈词一番,发誓与蒋介石不共戴天,最后不忘建议刘文辉也相机行事。
卢汉的电报意思很明显:要求刘文辉趁蒋介石在蓉之际,将其扣押,起义投诚!
可以说这份情报是蒋介石内战四年来,不幸中的大幸。它不仅避免第二次西安事变又发生在蒋介石身上,甚至挽救了他的性命。
可想而知,如果当时这份电报晚来一天,整个中国历史恐怕将会被改写。
十二月十日的晨曦,成都郊外已经能听见远处传来隆隆共军的炮声。这天吃过晚饭,蒋介石已作好了离开成都的准备,他很清楚此行将是他与大陆的告别之行,也或许是永别,胸中别有一番凄凉滋味,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现实有时就是如此残酷,甚至留给蒋氏父子痛哭的时间都没有;因为这时,侍卫慌慌张张来报告:“军校前门附近发现有可疑人行踪。”
这些形迹可疑的人正是刘文辉所成立的捉蒋敢死队。他们由两百名队员组成,埋伏在蒋介石最有可能居住的中央军校和励志社两处大门口,密切注视着大门进出的情况。
一旦蒋介石的车队驶出,他们就发出出击信号,控制住蒋介石的行动。此外,刘文辉为确保万无一失,秘密向驻守在武侯祠的心腹“董营”下达命令:蒋介石如有任何逃走的迹象,立即将其扣留!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侍卫长请示是否可以出军校后门或东门,绕道再由装甲车辆护送出成都,最后前往凤凰山机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声望可谓是如日中天。四年后,竟然想从正门出而不得,想想其实也挺可悲的。
所以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厉声斥道:“余由军校正门进来,必由正门离去。”他悲感交集,心力憔悴。随后他把儿子经国叫到身边,二人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边唱边离开了中央军校。场面伤感至极,身旁的人也洒下了同情的泪水。
出门后,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与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特地为蒋介石安排了一队装甲车和坦克保驾护航。
蒋介石所乘坐的汽车,前后均有装甲车和坦克环抱。一阵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之后,铁甲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了中央军校的正门,乘着夜色迅速驶向凤凰山机场。
当车队经过武侯祠时,蒋介石把部队一分为二。担负掩护任务的胡宗南所部用装甲车和坦克向”董营“展开猛烈的攻击。同时另一支铁甲车队径直朝机场冲去。
最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凤凰山机场,登上了“中美”号座机。随行人员看着“中美”号徐徐驶离跑道,加速,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中,无不悲从中来。
送走蒋总裁后,许多随行官兵觉得已经对党国和领袖已经是仁至义尽,所以一转身就向解放军缴械投降了。
虽然成都到台北航程遥远,蒋介石却只能选择直飞。因为天空下再也没有一寸土地是属于国统区,属于中华民国了。
不知道当“中美号”飞在广阔的解放区上空时,他心中会作何感想?
话说当时解放军其实已经发现了天空上的中美号专机;时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建议用战斗机迫降或者打下来,并且火速向中央请示,但却一直未得到回复。叶剑英认为没有回复就坚决不能干,所以最终只有焦急又无奈地放过了蒋的座机。
这究竟是毛泽东网开一面,还是另有玄机,似乎永远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事实:自从成都一别,直至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在台北病逝,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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