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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谈美国国际地位:四处插手留下烂摊子

  美国的国际控制力是否有所下降?对这一问题有各种不同观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国际地位的状况已经成为美国智库高度重视的问题,而以前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肯定会被不屑。
 
  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以其实力为基础的。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受此影响,美国军费多年零增长,其军事实力大打折扣。此外,在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中的诸多不良表现,也让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特别是面对越来越多的全球治理难题,美国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领导力不张。这些都使得美国的国际地位呈现下降状态。导致这种下降的原因很多,可以从其自身体制和世界发展规律多个方面观察。
 

 
  可以看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与实力之间存在差距。美国要当世界的领导,就不得不关注、插手世界各地的事务。而美国的现状又使得它力不从心,许多美国插手的地方非但未能很好解决原有问题,反而丢下一个烂摊子。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不是靠武力就能够解决的。但是,美国由于拥有超强的军事实力,喜欢动辄展示肌肉、炫耀武力。同时,受军工利益集团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总倾向于寻找打击对象。这使得美国经常陷入尴尬境地,那么强大的美军却摆不平阿富汗、伊拉克。这种尴尬折射出美国的实力与其控制世界的欲望之间的矛盾。
 
  来自同盟体系整体的支持力量也正在减弱。美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同盟体系。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盟友们普遍表现不佳,使得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能给美国提供的助力大为减弱,甚至还拖累盟主。难怪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声称要解除来自盟友的负担。所以,美国国际地位下降背后是西方整体实力减弱和地位下降。
 
  美国的领导方式已不适应时代变化。美国国内政治问题掣肘其国际行为能力。近年来,美国经常出现府院恶斗、两党死掐的乱象,导致国内难有重大改革,一些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甚至有激化趋向。枪击案频发、种族冲突已成国际社会诟病美国人权状况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有力证据。奥巴马以“改变”为旗帜赢得总统大选,但7年多来给美国带来的改变微不足道。美国人民对现实不满、希求变革。今年大选临近,而两党推出的候选人都难孚众望,而且双方竞争直到目前,不是比谁能拿出更好的治国纲领,而是互相抹黑、比谁更差。国内治理不善加深了世界各国对美国衰落的认知,人们会想,这样的美国还能领导世界吗?
 
  各国主权意识日益觉醒。世界政治演进的一大趋势是主权国家趋于觉醒,那些小国、弱国越来珍视自己的权利,不愿听命于大国、作大国政治的棋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国际行动能力。就拿奥巴马政府来说,它推行“巧实力外交”的要义之一就是调动中小国家来牵制其战略竞争对手。然而,这些国家并不会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的战略工具,反倒想搞“大国平衡战略”,利用大国之间的竞争来为本国争取更大利益。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能力越来越有限。
 
  当然,美国国际地位下降不会是直线式的。在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下,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总体实力明显提升,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从美国历史来看,美国有从困境中突围、复兴的经历和经验。导致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那些主观因素,或许通过主观努力可以纠正。至于美国国内政治要想解决“失态问题”,确实需要做大手术。目前来看,美国的许多制度还能有效运作,为美国保持实力提供了一定支撑。如果美国能够通过自我革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美国国际地位下降的进程会减缓,从而使这个进程呈现出复杂性。不过,无论怎样都不会改变其无法为所欲为操纵世界的大趋势。美国政治学者沃勒斯坦在“9·11”后讲过一句值得深思的话:“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衰落,而是如何衰落得更体面一点,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衰落而给世界带来灾难。”
 
  改革能力影响国家实力(大家手笔)
 
  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国际政治秩序的主导能力相对下降,而中国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大大增强。怎样看待这一现象?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分析了世界帝国走向衰败的原因,就是帝国的过度扩张。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历史上众多帝国衰败的过程,但解释不了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变得强盛。
 
  中国学者比较早地开始研究“崛起的困境”,即崛起国从原来不是主导国变成主导国的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以及怎样去克服。从美国来讲,不管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科技发展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按照原来一些西方学者的预期,美国的软硬实力都比中国强,两国综合实力差距会不断拉大。然而,现实是两国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有一句话:“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意思是说国家实力很强大,但如果政治领导是弱的,就会把这个国家引向衰败;国家虽不强大,如果有了强大领导,弱国就会变成强国。
 
  国际格局的变化实际上是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国家强弱发生了变化。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这是由不均衡发展规律决定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相对衰落,中国发展速度加快。这里面有很多深层次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两个国家的领导力不一样,领导国家进行改革的能力不一样。应该说,奥巴马改革意愿强烈,但其推动改革的能力不足,改革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下来的部分并不多。
 
  国家实力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个国家的改革能力。以前的弱国能够发展起来,进而成为强国,靠的主要是该国领导能力强,也就是不断进行改革的能力强。改革就是及时发现政策中的错误并及时纠正。如果改革多、落实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实力增长就会很快。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不改革,实力增长就会停滞。而若一国采取倒退的政策,其实力将加快衰败。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崛起,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并不断地进行改革。美国要维持其霸权,也要不断进行改革。但现实情况是,美国的政治运行慢慢固化,纠错能力不断弱化,从而在国内难以改变许多弊端,在外交上屡屡发生战略失误。特朗普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就是美国民众对政府无力推动改革的不满。
 
  今天中国的发展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即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有所改变。冷战之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出现了“综合国力”概念。一些学者认为国家的强弱应当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综合衡量,而这些实力都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直到今天,这个观点仍有市场,许多人评判国家地位和国际事件仍然从经济力量和经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样的观点不能完全解释今天国际社会的许多现象,需要从新的角度去观察。比如,在反恐战争中,美国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都无法全面赢得战争,经济力量并没有起到决定作用。
 
  在国际上,人们不仅注意到中美经济力量差距在缩小,而且对两种政治制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有西方学者反思,西方民主制度这么好,怎么就不能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中国被认为是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却是摆脱国际金融危机最快的,这是为什么?实际上,美国的制度对美国发展成世界超级强国起了很大作用,但并不能保障美国的霸主地位永远维持下去。美国制度对美国崛起有积极作用,但这种成功也成为其不愿改革的主要原因。由于制度模式化了,改革难度加大,现行制度逐渐不适应时代变化。时代、技术、人的观念、社会环境、生活水平等都在变,如果制度不变,不落后是不可能的,不阻碍国家实力增长是不可能的。
 
  实践证明,中国的发展强大得益于中国比较强的改革能力。与时俱进是中国人深信的道理,从战略角度讲,高明的战略是与时俱进的战略。采取改革与开放两个并行的政策,一个国家就具备了崛起的强大动力。
 
  金钱开路、武力后盾的霸权主义屡屡失败
 
  美元买不来忠诚(适势求是)
 
  一直以来,拉丁美洲对美国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门罗宣言出台后,美国就视拉丁美洲为自己的后院。为了牢牢控制拉丁美洲这个邻居,美国穷尽各种手段。通过经济援助扶持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代理人,是白宫重要的政策选择。但回望历史,这一做法效果欠佳,美元并没有买来邻居的忠诚。时至今日,随着其经济实力下滑,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力不断下降。
 
  古巴在革命胜利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美国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遭到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挑战。冷战时期,美国在拉美的核心目标是防止西半球出现第二个社会主义政权,巩固因古巴革命而受到冲击的霸主地位。为此,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实施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选择智利作为样板国家。
 
  当时,左翼政治势力成为智利政坛的重要力量。智利有着百余年的宪政主义传统,一旦该国出现社会主义政权,美国的霸主地位更加岌岌可危。1964年智利总统大选来临时,美国决定用美元赞助一个最符合自己胃口的智利总统。经过比较,美国选中爱德华多·弗雷。他主张走改良道路,对美国资本持温和态度。美国赞助了弗雷300万美元,弗雷一大半竞选经费都来自白宫。巨额的援助让弗雷高票当选。弗雷也投桃送李,说自己是“肯尼迪思想在拉美的继承人”。两国关系迅速升温,美国希望借此把智利打造成拉美的“民主橱窗”。
 
  从1962到1969年,美国援助智利10亿美元,智利成为人均接受美援最多的拉美国家。美国帮智利解决5亿美元外债,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给智利1.5亿美元。美国支持弗雷可谓是全力以赴,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这之后,弗雷却不再听命于美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亲自撰文,尖锐批评了“争取进步联盟”计划。两国关系渐行渐远。1970年,弗雷下台,更不愿听命于美国的阿连德当选为总统。《纽约时报》哀叹,阿连德的胜利重创了“争取进步联盟”。美国在智利耗时8年,斥资10亿美元,最后铩羽而归。这一段历史表明,10亿美元买不来邻居的忠诚,白宫预想的“拉美民主橱窗”反而成为美国外交失败的注解。
 
  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这种磕磕绊绊的关系延续至今。今年3月,奥巴马出访古巴和阿根廷。在拉美政坛整体向右转的大形势下,奥巴马此行颇有“收复失地”的意味。奥巴马率领几百位工商界精英,旨在推动美国资本在拉美加速扩张。利用金钱杠杆操控拉美政坛,仍是美国外交的重要手段。在哈瓦那,奥巴马宣称,他来埋葬美洲最后的冷战残余。在阿根廷,美国带来2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白宫又重拾外交传统,再次希望用美元换“友情”。
 
  然而,拉美的现实情况让美国再次失望。奥巴马到访哈瓦那,仅仅表明美古关系初步实现正常化。两国政治体制差异较大,意识形态冲突明显,在美古巴人问题、关塔那摩军事基地问题、两国国内政治议题等方面难以达成共识,这些都是横亘在两国之间的重要障碍。25亿美元没有让美国和阿根廷关系焕然一新。阿根廷民众对美国心存疑虑,该国两所大学的民调显示,45%的受访者不认为美国在维护和平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在英阿马岛战争中“选边站”、美国秃鹫基金对阿根廷的债务索赔等历史遗留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拉美国家漫长的寻求独立自主的传统和特殊的政治社会文化,注定了美元的“购买力”会大打折扣。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美国试图用金钱来购买控制力是无法成功的。几百年来,美国和拉美国家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白宫对拉美外交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然而,美国不顾拉美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尊重拉美人民独立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意愿,企图以美元开路、用枪炮做后盾,在西半球赤裸裸地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是美国控制这些国家的企图屡屡受挫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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