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考古发掘的战国简及汉简书法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即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或同一系统的简牍书，其形态表现也千差万别，有的还呈现出十分浓厚的篆书笔意，甚至就是篆书，但又是一种快速书写的篆书，如包山楚简，有的则是略显呆板、僵滞、笔画整齐划一的隶书化书写，如湘西出土的里耶秦简，有的则是比较肆意、奔放、且粗细悬殊具有浓厚的隶书粗放型书写特征、波碟比较鲜明而夸张、末笔翘得较高的书体即八分书，如甘肃武威、天水等地出土的汉简，同样是武威汉简，也有比较具有章草书特征的书体，这种书写介于隶书与草书之间，或可称之为隶草书。也就是说，这些形态丰富、用笔灵活的简牍书，本非一种独立的书体，但其大多由篆、隶、分等几种书体的草化书写而成。和篆书一样，隶书的快写，实际就是一种行书化或草书化，但行书化不能说就是行书体。

　　与此同时，隶书追求直笔法，就形成了真书。真书进一步直笔化，就是楷书。楷书就是没有了波碟和尾巴的隶书。真书是隶书的楷书化和标准化，处于隶书和现在意义的楷书的中间形态。这里所说的楷书化，是指隶书的标准化，也就是标准化的隶书，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楷书。现在意义上的楷书，一般是指唐楷，唐楷是楷书的标准化。真书比较典型的书法文本就是蔡邕的《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的书体处于隶书与现在所说的楷书的中间形态，是汉代比较标准的书体，也即真书。而真书的标准化则又是楷书，所以，也有人称之为楷书。但进一步演变，则有了唐楷，也就是没有尾巴了的书体，这样，就完成了标准的楷书体。中国书法在形成真书以前，基本是以八分作为一种笔法演变机制，正如前所述，篆书笔法一旦行草化，必然会出现两头相背的笔法，这个就是八分。正因为如此，所以，具有夸张特点的隶书，也就是尾巴翘得比较鲜明的，也就是八分笔法的极端化，便称为八分书。

　　西汉末年的尹湾名谒木牍中，八分书已相当成熟，但八分书还少量地在较宽的木牍中出现。八分书在西汉末年形成，在东汉广泛流行。东汉末到魏晋初，真书进一步走向标准化，于是便诞生了现在意义上的楷书。代表人物是三国时的钟繇等。钟繇之后，北方的代表人物是北魏的崔悦等，南方的代表人物则是王羲之等。

　　以上所说都属正书体。而汉代时候，又产生了一个我们现在所称的新书体——章草书。严格意义上说，章草书仍然不能算作是一种独立的书体，而是隶书的快写。隶书的快写即成为隶草书，这种隶草书也即是章草。也即章草书是标准化隶书的草化形态。而今草与章草本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它的隶书笔意进一步减弱和退化，今草书是由今楷书——也即真书的标准化形态的草化书写。不论是草篆或篆草、隶草还是今草，实际都有一个本质特征，即正书体的快速化和草化书写形态，它不是一种独立的书体。所以，并不存在所谓的只有行书和草书才是艺术，而篆隶楷分不是艺术的说法。换句话来说，行书和草书只是正书体的一种附庸和衍化形态，不了解正书体的源流，便无以习行、草，甚至可以不了解行、草，但不能不了解篆隶楷分等正书。

　　总的来说，中国书法的演变，也是它的审美规则，两晋以前是内敛外放;两晋以后则是内放外敛。内敛外放，是正书体的基本特征，典型代表是蔡邕;内放外敛，是行草书的基本特征，典型代表是王羲之。理解清楚了这八个字，也即理解清楚了中国书法史的基本审美内涵演变，也即理解了为什么要学正书体的基本原因。

　　事实上，正书之发展，在清代体现得尤为明显，篆隶勃兴，楷法大张。晚清以降，金石碑版之学大兴，清人多重北朝书，而北朝书多严峻楷法，故清代乃正书之极大观之时代也。今人之言清人楷书为馆阁体，馆阁书实为不假，然馆阁书之艺术价值，今不能正视之也。若以有清之士人书，诚馆阁书之极则，然若无馆阁之功，则难言书之妙造也。如何绍基、邓石如、康南海、钱南园、翁常熟、赵之谦、王闿运、曾国藩、林则徐、梁启超、谭延闿、郑孝胥、沈曾植者，皆先有正书之功，而后有行草之变也。此诸人，皆以唐人楷式与北魏碑志、两汉分书、先秦篆籀糅而为一，故成开宗立派之巨匠也。若无正书之深湛功力，则断不能有其妙造之能也。

　　评价一个人书法的好坏，关键即看其正书功底的深厚与否。如果正书功底不深厚，即便写得天花乱坠，也好不到哪里去。以此来评判当代书法，委实不敢抬眼望，原因是书法笔法之于当代，已然断裂，当代人对笔法的理解是十分浅薄的，不谙书法史，不谙正书体之流变，则无以言书法。此非妄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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