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农历，下同)，晨9时，乾清宫西暖阁。

　　大清国中央领导班子齐集于此，聆听入关后的第三代领导核心雍正皇帝发表重要讲话。与会的领导人有“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九卿”(《雍正实录》)。

　　这是一次特殊的“中央全会”。

　　所有与会者官帽上的红缨都已经摘去——这天正值雍正皇帝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梓宫”(棺材)即将“发引”(出殡)，清晨雍正皇帝亲自主持了“祖奠礼”。

　　皇太后乌雅氏死于五月二十三日。外界的政治耳语对于雍正皇帝十分不利：雍正的帝位夺自一母同胞的十四阿哥允 ，乌雅氏因此迟迟不愿晋位皇太后，并在与雍正激烈争吵后自杀身亡。

　　“祖奠礼”之后，雍正召集了“中央全会”，讲话的重点果然就是最为敏感的帝位问题，不仅涉及了他自己的即位，更多地谈到了如何确立接班人的制度安排。显然，这是他早已深思熟虑的一个话题，选择这个时机发布，也绝非巧合。

　　那些被敏感词频频轰炸着耳膜的与会者们，只敢认真聆听、努力领会，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一天的“西暖阁讲话”，对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来说，或许是政治体制上一个重大变革的开始……

　　“西暖阁讲话”

　　官方的《雍正实录》，对“西暖阁讲话”有着详细的记载。

　　在这篇讲话中，雍正皇帝首先提到了他自己的即位：“我圣祖仁皇帝(康熙)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

　　有关雍正接班的合法性，一直是清史的一个谜，而从《雍正实录》的这段记载来看，康熙驾崩、雍正即位的“仓猝之间”，仅是“一言而定大计”，可以肯定当时并无遗诏，或者更为确切的说，当时并未出示遗诏。

　　《雍正实录》的记载是否可靠?清代的各朝实录，都是其后一朝以官方之力，根据原始档案组织编纂，这种实录，当然会为亲者讳、尊者讳，而不会故意抹黑。《雍正实录》的编纂是在乾隆年间，可见，至少在乾隆看来，其父雍正接班时靠“一言而定大计”，并没有什么值得忌讳的，或者说，至少是难以篡改的史实。否则，他完全可以记录为“宣读传位诏书后、承继大统”。

　　那么，是否真有康熙的传位诏书呢?在保存至今的清宫档案中，确实有这份传位诏书，但雍正即位之际未能及时公布这份最能洗清嫌疑的文件，令这份传位诏书的起草时间成为疑点。但是，无论何种情况，雍正即位时的“仓猝”，显然对其刺激颇深，这应该是激发其在接班人制度实现改革的重要因素。

　　随后，雍正皇帝话锋一转，谈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

　　“二阿哥”即康熙皇帝的嫡长子胤 ，在康熙的诸子中排行老二，不满两岁时就被册立为太子，但在康熙晚年却父子反目，两度被废。这段故事充满了戏剧性，经过各种文艺作品的传播，至今可谓家喻户晓。

　　雍正在这段话中，先提出接班人似乎不应过早确立，但又不能不确立。显然，这是一对矛盾，如何化解呢?雍正抛出了他的化解之策：

　　“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顺治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康熙之前，历史上的帝位传承，即便有遗诏或传位诏书之类，皇帝的亲笔也绝非必备手续，往往是近臣代笔，皇帝无非签字甚至仅仅加盖玉玺。正是从雍正开始，传位诏书由皇帝亲笔撰写，以防止“盗版”，被作为制度性安排的重要内容。至于秘密立储，到关键时刻才公布，更是前无古人的一次制度创新。

　　这就是清代秘密建储制度的开端。在这个制度下，接班人选已经确立，但却秘而不宣，而其最终揭晓的流程则又是公开宣告了的。

　　显然，这首先继承了康熙皇帝不再公开立储的原则经验：康熙两废太子后，就不再公开宣布接班人人选，以免父子相疑、兄弟相争。其次，也汲取了康熙皇帝在操作流程上的教训：康熙虽然秘密选择了接班人(以其英明这应是必然之举)，却未设定非常时刻的自动发布程序，这一关系江山社稷的重大决定，自始至终只有其一人掌握，而在其弥留的“仓猝之间“，根本难以有效发布。

　　康熙在操作层面上的这一疏忽，是导致雍正即位合法性缺陷的关键：如果雍正是篡位者，则康熙的疏忽为篡位者提供了机会;如果雍正并非篡位者，则康熙的疏忽导致本来堂皇正大的事变得鬼鬼祟祟。历史再度验证了细节决定成败。

　　无论雍正即位是否“正”，他都必须弥补上这个令他困扰终身的缺憾，那就是在继承康熙皇帝秘密建储原则的同时，确定并公开宣布建储方式尤其是非常时期接班人信息发布的预案。

　　雍正对操作细节的担心，依然存在。为保万全，除了将接班人的名字密封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之外，“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这一细节，是其子乾隆皇帝72岁时(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回顾总结接班人制度时所谈及，被记载在《乾隆实录》中。这样的双保险，就确保在任何情况下，传位诏书都能被不折不扣地传达。

　　至此，会议结束，雍正“乃命诸臣退，仍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将密封锦匣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乃出”。这个细节不容忽视，被留下来见证历史上第一次“秘密建储”实际操作的“总理事务王大臣”，正是雍正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八阿哥胤禩。雍正此举，既可以理解为怀柔，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变相的警告——我连接班人都安排好了，且如此妥当，你就死了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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