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蜕变成了一个丑角符号，代表的是阴谋、欺骗、谎言、奸贼、独裁、告密、窃国大盗等等全世界所有的罪恶。于是近百年来，袁世凯所处时代的更多真实情况已经没有人关心了，一面模糊的镜子又怎么能让后人引以为鉴呢?
 

 

　　2009年9月中旬，袁世凯后裔在河南项城开了一个联谊会，这次会议只安排了一场学术讲座，主讲人是袁世凯研究专家骆宝善。袁世凯生于1859年9月16日，联谊会召开当天正是袁世凯150周年诞辰纪念日。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其后代恍若掉进了历史夹缝中，各自为生存挣扎沉浮。这样的袁氏家族的联谊会以及稍后的祭祖活动，是袁世凯辞世后的第一回。袁氏后裔无论是留在大陆的，还是迁徙到台湾的，一直是遭受打压的对象，摆脱不了难堪的命运，让人有“不幸生在帝王家”的感叹。白云苍狗，岁月变迁，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演化，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趋于冷静;随着一些史料的逐渐公开，对袁世凯的评说开始多样化。

 

　　袁世凯最为后世诟病的有三件事：戊戌变法告密、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以及称帝。唐氏认为，光绪与几位近臣搞政变，绝无成功可能，派谭嗣同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试图围攻颐和园抓捕慈禧，更是视宫廷政治为儿戏。“袁世凯对这种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笔法，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论及袁世凯与二十一条，唐氏分析，1914年日本人利用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身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让外交官顾维钧“泄密”，以引起国际关注和干涉，达到的效果是全国民心沸腾，主张对日作战。
　　
　　“其实袁世凯并未完全接受二十一条要求，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也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吾人如把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可见二者有霄壤之别。”(唐德刚：《袁氏当国》，第146页，广西师大版)关于洪宪称帝，唐氏说那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此间袁世凯翻来覆去，对皇帝的御座，又想，又怕，又默认，又否认，“这现象只是袁世凯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行为，不是单纯的欺骗行为也。”除了为袁世凯作有罪辩护外，唐德刚还提到了袁氏的功劳，如在朝鲜监国时的英名，小站练兵，创建中国现代警察，呼吁废除科举，兴铁路办教育等。

 

　　唐德刚身在海外，闲云野鹤，下笔信马由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在国内，也有学者对有关袁世凯的史实作严肃认真的梳理和思考，骆宝善教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骆教授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袁世凯的。人物研究得先从最基础的史料搜集工作做起，20多年来，他不仅一直在大陆搜集相关史料，还远赴日本、中国台湾等地，搜集查阅，钩沉梳理，目前，《袁世凯全集》已经编撰结束，共计二千五百万字，分30册，16开本，预计2011年出版，作为向辛亥革命100周年献礼的成果。骆教授说，袁世凯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人物，研究近代史，这个人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袁世凯政坛生涯的最初十年，他进行了体制内的各种尝试，从练兵、废科举到直隶省的工业、财政、教育改革，堪称当之无愧的新政领袖。即使是在安阳“养政治病”期间，各种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仍在袁世凯身上。

　　对洪宪称帝，骆教授认为是袁的一个政治污点，但袁称帝的背景太过复杂，袁的悲剧是全民族的悲剧。骆教授现在想做的有两件事：一是编《袁世凯年谱长编》，二是写《袁世凯正传》。对于袁世凯研究，骆教授目前感到最匮乏的仍是史料，而且史料中不少颠倒事实、歪曲真相的文字需要审慎辨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