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函原件部分照片，可清晰看到毛泽东（Mao Tse Tung）、朱德（Chu Te）的中英文签名
 

　　近日，一封署名毛泽东的英文信函，被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以约90万美元的高价售出。该信写于1937年，收信人是当时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Clement Attlee）。信的中文原件已不知所踪，英文函是当时正在延安访问的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所翻译。信函内容简短，大意是：以中共的名义，希望英国工党能够支持并敦促英国政府支持中国的抗日事业。信函末尾有毛泽东与朱德的中英文签名。①
 

　　围绕着这封信，有两个问题：1、信是在怎样的情况下产生的？2、这封信体现了延安怎样的对外政策？
 

　　这封信产生的背景，是延安尝试邀请外国记者来访，重塑自身形象

 

　　先说第一个问题。这封信乃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延安尝试利用外国记者突破新闻封锁，重塑自身国内、国际形象的产物。
 

　　这种重塑形象的努力，最早可以追溯到埃德加·斯诺的来访。1936年春，中共中央密电上海地下党组织，嘱托邀请一位可信赖的西方记者前往陕北苏区访问。同年3月，地下党人黄敬向北方局地下党领导人刘少奇报告了斯诺前往陕北访问的请求。②稍后，斯诺的采访问题清单被送抵陕北。5月15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该如何回答斯诺所提出的十余个问题。出席会议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李维汉、林伯渠、杨尚昆、陆定一、吴亮平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主题是“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会议先由报告人“把斯诺的问题和准备的答复，逐一讲了一遍”，然后进入讨论阶段，对答复做出修正。6月份，斯诺被告知采访请求已获准，遂自北平出发，于1936年7月进入陕北苏区。在保安，毛泽东根据5月15日的会议精神，回答了斯诺采访清单上的所有问题——谈话先由斯诺用英文纪录，“之后在毛的要求下重新译成中文，再经他审阅通过”。稍后，斯诺又访问了张闻天等其他高层。至10月份才离开。③
 

　　不难看出，斯诺的陕北之行，乃是精心策划的结果。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谨慎挑选了立场左倾但与中共尚存在一定距离的斯诺；另一位与共产国际关系亲密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则被打入了“冷宫”，虽然她同样迫切希望成为首个访问陕北苏区的外国记者。④陕北方面，则精心讨论了如何回答斯诺的所有提问。这种精心策划所催生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影响大大超出了预期，成了抗战时期美国人对中国印象的最主要来源；也使中共迅速获得了世界影响力。
 

斯诺之行的成功，使得毛泽东在1937年又决定邀请一位英国记者访问延安。詹姆斯·贝特兰被选中。与斯诺的背景大致相同，贝特兰思想左倾，与中共北方局来往密切“久经考验”（与斯诺一　　样，贝特兰不了解“北方局”的具体存在；西安事变期间，由地下党安排，贝特兰曾协助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史沫特莱，潜身西安以英语广播对外直播事变进程），且在英国媒体界颇有地位（贝特兰是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⑤
 

　　贝特兰在1937年9月底进入延安，对毛泽东做了访谈。期间，毛泽东曾向贝特兰询问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情况，贝特兰回答：伦敦工人群众召开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大会，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国的决议。⑥这番交流，正是毛泽东给当时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写信的原因。与斯诺的访问相似，贝特兰记录的每一句话，都需重新译成中文交毛泽东审阅。谈话的英文版发表在英国《每日先驱报》上，中文版则用于国内宣传。⑦效仿斯诺，贝特兰也在英、美两国出版了一部关于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著作《华北前线》。但总体而言，贝特兰的延安之行影响有限，没有能够再现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奇迹。原因之一，在于贝特兰的身后，不像斯诺那般，有大出版商作为推手——自1933年起，斯诺的美国出版商就一直在催促他写一部关于红色中国的畅销书；其1936年的陕北之行，得到了出版商的金钱资助；《红星照耀中国》这个书名，也是出版商所定。⑧
 

 

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Clement Attlee），毛泽东此函的收信人
 

　　这封信，只代表1937年末延安暂时的英美政策，不宜过度解读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这封信函，只代表延安短期的英美政策。在抗战期间，就如何对待英美国家，如何对待英美国家的记者，延安的态度有过很多次的变化。
 

　　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前，所提交的问题清单中，曾问及中共如何定位与美英苏三国的关系。政治局常委会所拟定的答复是：愿意与美国订立太平洋反日战线；对英国以往的亲日行为不满，但认为近期政策有所转变，是好的；中国独立后，不会受苏联统制，但会结成兄弟联盟。⑨
 

　　不过，上述定位没有维系太久。1939年3月，斯大林在苏共十八大上宣称：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和希特勒德国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同年8月23日，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共产国际将德国和英法之间的战争界定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也发布指示：“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与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一个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⑩此一时期，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被延安视作了“国际反动力量的中心”。
 

　　1940年10月，延安一度对英美记者关闭了大门，认为“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并提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阻止国民政府加入英美同盟，否则将出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中国将“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到12月，皖南事变结束，英美并没有在事变处理中表现出预料中的“反动”，政策遂又有所松动，延安再次对英美记者敞开了大门。新指示认为，对英美记者仍应“当做情报人员看待”，但也应该“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的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对前来接洽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11）
 

　　简言之，抗战期间，延安的英美政策一直起伏不定。毛泽东致英国工党领袖的这封信，仅足以反映1937年末的短暂情形，不宜做过度解读。
 

 

1938年，詹姆斯·贝特兰在八路军驻地与萧克合影

　　注释
 

　　①北京青年报，《“毛泽东署名信函”90万美元拍出》，2015/12/17。②参见：袁武振、梁月兰，《国际友人在延安》，收录于《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辑；铁白，《黄敬与埃德加·斯诺夫妇的陕北之行》，收录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99年第1辑；武际良，《斯诺在中国的足迹》，南海出版公司，1992，P154；……等。③参见：程中原，《有关斯诺访问陕北的若干重要史实》，收录于《纪念〈西行漫记〉发表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程中原/编著，《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P93-95。④史沫特莱长期为共产国际服务。1937年3月13日，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由王明发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要求：“必须公开声明，史沫特莱同中共或共产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使她没有可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发表演讲和同革命组织取得联系。”至此，因身份暴露及不遵守保密规定，史沫特莱实际上已被共产国际抛弃。见《王明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7年3月13日）》，收录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 1931-1937 第15卷》。⑤1937年9月，贝特兰在西安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邀请我作为第一个英国客人访问延安”。见《在中国的岁月——贝特兰回忆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P32-34。没有材料能够证实贝特兰知晓史沫特莱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身份，相反，据贝特兰的描述，史沫特莱一度怀疑他是英国间谍，不愿让其参与直播西安事变进程。见同书P16。⑥张文琳，《两次西行探秘者——记詹姆士·贝特兰》。收录于《国际友人西北行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P114-115。⑦1938年2月16日，项英曾向长江局报告该谈话在湘赣地区的反响情形：“毛的谈话发表以后，此间反映还未正式出现。”见《项英关于部队改编等问题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等的报告》，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五册》。⑧张威，《1936：斯诺赴红区采访的台前幕后》，收录于《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P157-158。⑨程中原，《有关斯诺访问陕北的若干重要史实》。⑩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939年9月14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P601。（11）牛军，《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41-51。